拍了电影《村戏》的导演郑大圣,试图在以这部作品来追问:这改革开放40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1968年出生在电影世家的郑大圣,常常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小时候的记忆来自于一个极为匮乏的时期,现在的世界则是这么的多元,有各种可能性,各种样态,各种模式和各种类型,不太新近的历史中,怎么变成了今天的我们,一路猖狂?”

40年,细品遗落在两个大时代之间缝隙中的碎屑,电影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它反思出了这个社会在历史中令人匪夷所思的反差,从黑白孤陋到色彩斑斓,虽然电影是幻象,但反映出的恰恰是真实。

01

电影人的变迁:第五代是为电影而生

许多年之后,1978年9月16日被世界权威电影杂志《电影手册》评为“20世纪电影史上最激动人心的100个时刻之一”。这一年,北京电影学院全面恢复本科招生,这一天,学生们从四面八方走进校园。

衣着像当时那个时代一样朴素的年轻人大概没有料到,他们在未来会穿着锦绣的礼服,频繁地出没于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电影节颁奖舞台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凭借自己的实力,被人们约定俗成地封为“中国电影第五代”。

现在回过头去看,他们的个人奋斗、他们的功成名就、他们的走向世界甚至他们的从被指责到被承认,一切都正是这40年的缩影。

“78班”有众多熟悉而响亮的名字: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顾长卫、李少红、尹力……几乎电影创作的所有环节都有“78班”毕业生的身影,他们构成了中国第五代电影人的主体。

在黄建新的记忆中,电影是中国最晚开放的一个领域。直到80年代初,电影都没有开放,甚至一直到90年代初,全中国只有八个电影制片厂,后来有16个。当时拍电影要有指标,拍电影的钱也是国家划拨一部分。

让黄建新觉得最惊险的,是电影院险些变成茶楼和录像厅,“那个时候版权意识不强,香港电影的录像带最先对内地的大众造成了冲击,我自己就是在黑洞洞的录像中看到了成龙的《醉拳》。”

起步很晚的中国电影对于世界电影工业的追寻,永远有一个差距。而这个过程,按照黄建新的话说,是中国的电影人调动了自身最大的潜能和智慧,在拼命地缩短这个差距。而这种拼命在学生时代就展现出来了。

“78班”的同学上学的时候没有迟到,没有早退,没有旷课。视电影事业为自己的生命,是那个时代的风气。同学们要么就是在图书馆,就是在教室看书做作业,或者一块儿在教室和宿舍讨论问题。

后来,因为同学在教室学习太久,到了不守规矩的程度,不回宿舍,在教室通宵看书。学校考虑学生的健康,怕这样久了不行,要伤身体,于是做了一个硬性的规定:到晚上 11 点,所有教室、宿舍都拉闸限电。全都是黑的,从课堂到宿舍都没灯了,教员还要去教室把学生一个一个赶回宿舍。

1982年,第五代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由于当时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的慧眼识人,第五代迅速得到了拍片的机会,1984年诞生的《一个和八个》,1985年诞生的《黄土地》等影片,在中国电影界激起不小的涟漪。

1988年初,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从当时的西柏林电影节上捧回了“金熊”,那是中国内地电影人第一次登上世界三大电影节的最高领奖台。

此后数年间,以第五代为主流的中国电影人频繁在柏林、威尼斯和戛纳斩金夺银。其中尤以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在戛纳电影节、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在威尼斯电影节这两次登顶最为风光。

如果要历数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李少红等中国电影第五代的获奖记录,那是一份长长的名单,它记录着一代人的成长与辉煌。他们在电影语言、电影形式的探索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这是中国电影非常重要的一个跨越性的、时代性的变化,也造就了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声名崛起。

虽然中国电影第五代是以蔑视市场的姿态,登上中国电影的历史舞台的,但中国电影的市场化却开始于并最终将完成于他们这一代人手中。在21世纪初,在好莱坞大片抢夺中国票房的同时,中国最具体有民族忧患意识的第五代导演们,一直在努力转型到市场化道路。

80年代中期,代表中国电影第五代最前卫、最反叛、最极致水平的电影都是曲高和寡,但是,随着他们的日益国际化,他们不间断的艺术探索日益与思想深度相结合,他们的电影创作日益与大众的欣赏口味相结合。

张艺谋和陈凯歌十几年来一直在揣摩着观众的好恶,不断迎合着电影市场随时变幻的风向,虽然他们后期饱受质疑,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放弃,他们的“试错”也是一种勇气。

黄建新导演作为第五代也纠结着电影艺术与商业的两面,最近,他觉得自己想通了:“艺术电影的导演,是一个传教士,他在启蒙,他在布道,他在讲人们精神和心灵伸出所思所想,他在一个细节里去呈现精神;而商业导演则是一个传销者,他要用五分钟洗你的脑,让你五分钟就不想走掉,这是两个行当,两套工夫,都需要本领,不分彼此,而这,才是电影的完整。”

如今,被称为新力量的青年导演群体崛起已经更加明显,他们用作品表现着生命追求和自由意志,已经无法用“第几代”来标注这些具有个性的电影人了,更新换代已经开始,然而,第五代一边支持青年影人,也一边在坚守,用一颗赤子之心与新的时代共存。

曾经不喜欢互联网文化的黄建新,也决定在明年开始网剧的创作,“互联网的本质是接近于人人平等,我很好奇在这种氛围里创作是什么样子,在我看来电影应该是一个快乐产业,完全可以放松着去努力。”

正如陈凯歌的描述:“我们不过是在少年时代见过些社会与民间的大疾苦,经历过一点个人的小磨难,仍然深爱着我们的国家、热爱着自己的文化,在风云际会、云破天开之际,被那一道历史缝隙中的阳光照亮的小孩子,被朱辛庄的春花秋月浸润过的一群顽童,为电影艺术着迷的一伙痴情人,与改革开放40年一起腾飞的不死鸟。”

02

电影院的变迁:院线制唤醒电影院

如果像哈利·波特那样,有一张动感的魔法地图,那么,就会看到中国的电影院线在这几年间像植物的藤蔓一般缓缓地伸个懒腰,然后,新生的触角逐渐延伸、交织、牵连,让人们在转过某个寻常的街角,便能与电影院相遇。截止到2017年,全国49条院线的总银幕数达50776块,稳居全球首位。

同样是这张地图,在四十年前,都是荒凉与空白,只有一些“年迈”的影院楼宇披着破旧的衣裳,零星地蜷缩着,黑洞洞的入口好像一张打着哈欠的嘴巴,让进入其中的观众感觉不到神采。

1996年,在电影于巴黎呱呱而生的一百年之后,北京的电影市场也发生了一场意义非凡的变革——北京新影联成立,作为北京的第一家院线,它可谓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同是北京人的刘洪鹏见证了新影联这位“老乡”的成长与发展。

如今已经是新影联董事长的刘洪波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了首都电影院的经理,“那时候娱乐活动刚刚放开,电影承载了人们太多的梦想和追求,电影院的职工也成了香饽饽,我有好几次躲避前来找票的亲朋好友的经历。”

而开门售票时的情景更是被刘洪鹏形容为“放二踢脚”,“当时,首都电影院售票口的窗口外人墙就有几米厚,有的观众为了能买到票,会把一个矮个子的同伴抛进去,摔在窗口边,然后他脚踩售票台,躬着腰才把钱塞了进去。买完了票下不来,生生地踩着别人的肩头才落了地。”

“每次电影院开门售票都像是点爆竹,我就像点二踢脚一样,把门上的大木棍一拨开插销就跑。有一次,一位男观众穿了一件军大衣挤进门,低头一看,自己都乐了,大衣上的扣子全被挤掉了。”

2002年,中国影院的“院线制”开始实行,把观众朝电影院的门口又推了一把。院线制使得电影院不再挂靠在行政单位下,死死捆在某一级行政或业务主管部门之下,这种解放将影院从沉闷中一下刺醒,开始使出浑身招数来施展魅力,纷纷向观众“争宠”。

就是在这一年,北京第一家五星级影城UME华星影城开张了,那是当时京城最好的新型多厅影院,完全按照国际通用的48个细分条款来设定电影院内得有咖啡厅;观众坐的是高档、活动时无噪声的软椅,排间距为1.2米,观众跷着二郎腿也绰绰有余;电影院里,夏天的温度不高于28摄氏度,冬天不低于18摄氏度,甚至连卫生间都要被豪华地“武装”起来……种种的“新概念”让人们真正在电影院里见识了堪比五星级酒店的服务。

在刘洪鹏看来,电影院线的记忆更新不仅仅是“覆盖”那么简单,而是“格式化”那般激烈。如今院线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影院的争抢,而是必须往电影产业的上下游衔接、渗透。

虽然今年以来电影院的发展遭遇到了寒冬,但是这正说明了院线发展到最后,最大的难题其实是如何突破自己,以品牌为基础,硬件、配套和统一的经营理念,才能支持院线良性发展。

03

中国电影需要“升级”

2002年,中国电影票房仅为9.2亿,而2018年的票房即将达到600亿。数字标注着奇迹,但是,对票房数字的迷信,也对中国电影发展产生了严重误导,造就了一批流量明星+IP的烂片。试图淘金的资本太多,而优质的项目太少,几百部上映的影片都会沦为“炮灰”。

中国电影的基因库里面还缺少基因的丰富性,中国工业化体系也仅仅是初见端倪,如电影工业园区、后期制作、互联网售票、宣传营销以及电影衍生品市场开发等都需要逐步完善。内容升级和质量提升已成为业界共识。

40年光影流转,众多经典电影陪伴中国观众走过了一段段难忘的人生历程,而从中国电影的发展,我们又见证了40年中国社会的从懵懂单一到复杂多元的巨大变迁。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电影在谨慎的试探,如今却可以肆意地表达,中国电影发展的历程本身就像是一部大片,然而这部大片并非没有缺陷,但我们相信几代人的努力会让中国电影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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